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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moglu、Johnson和 Robinson合著的论文TheRiseof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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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7 07:22: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历史中的“自然实验”
  周彭
  832
  2017-08-07
  周彭
  对照实验在自然科学研究的运用大大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即使对于非科学工作者来说,对照实验这一名词也并不陌生。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进行实验是非常困难的,困难主要来自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举个例子,如果要设置实验研究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最理想的实验设置应该是:有两个人,除了教育水平之外,其他条件完全一样,通过比较这两个人的收入,就可以得到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关系。但人为地创造出这样的两个人是非常困难的。再举个例子,研究道德准则对腐败行为的影响,最理想的实验设置应该是:找到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条件完全一样,仅仅是道德文化有差异,这样比较两个国家的官员腐败率就可以知道道德准则对腐败行为的影响。这显然是更加困难的实验设置。
  虽然人为地进行社会科学实验存在着种种困难,但是历史和自然本身已经为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些“实验”。这些“实验”往往来自于历史的“巧合”。这些巧合或是自然因素或是制度变革,它们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控制了无关变量。
  比如,同卵双胞胎较好地控制了人与人之间除了教育水平上的差异,给了我们探索收入和教育水平关系的机会。再比如,“三八线”的存在控制了地理因素、文化传统等因素,让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朝鲜与韩国,分析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同卵双胞胎还是“三八线”,都不是研究者的创造,这些“对照实验”在进行研究之前便已经存在。我们将这些“巧合”称之为量化历史研究领域的“自然实验”。当然,社会科学中的自然实验并没有自然科学当中的对照实验那么精确。
  大西洋贸易与西欧经济发展
  16至19世纪,西欧经济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持续增长,这使得该区域到19世纪初时就相对东欧和亚洲地区富裕得多。学者把这一增长差异称为“第一次大分流”(FirstGreatDivergence)。那么西欧为什么在16世纪就开始崛起?为什么会在此时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呢?Acemoglu、Johnson和 Robinson合著的论文TheRiseofEurope:AtlanticTrade,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Growth(直译为《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通过自然实验的方法探讨了欧洲这一时期崛起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他们指出大西洋贸易是西欧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作者通过梳理1300至1850年欧洲各国经济增长数据发现,1500年后西欧相对东欧经历了更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即东西欧出现了“第一次大分流”。在此发现基础上,把西欧国家再进行分类,其中英国、荷兰、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归为大西洋贸易者,他们能够进入大西洋与新世界、亚洲和非洲国家进行贸易,其他的西欧国家归为非大西洋贸易者。这样的分类较好地控制住了两组国家之间在地理、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能否参与大西洋贸易成为两组国家之间的最大不同。通过基本的统计分析发现,西欧的主要增长来自于大西洋贸易者,初步说明了大西洋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者还运用更加复杂的统计方法说明,大西洋贸易能够最有力地解释西欧经济增长,而新教传播、战争、罗马帝国的遗产、地理位置等因素对西欧经济增长的解释力较弱。
  西欧的经济增长主要与大西洋贸易引发的制度变迁有关。那些初始制度为非集权专制、且能进入大西洋的国家,其商人阶层随着大西洋贸易的兴起而壮大,使得他们能够对君主施压,争取到了能够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政治体制,如英国和荷兰。而像西班牙、葡萄牙甚至于法国这些高度集权国家,大西洋贸易被君主及其同盟所垄断,阻碍了商人阶级的崛起,无法形成对王权进行制衡的政治制度。之后再将大西洋贸易者根据初始制度是否是高度集权的分为两组,对两组国家进行对比研究,发现的确是初始制度为非集权专制的大西洋贸易者获得了更强的经济增长。
  自然实验的方法揭示了欧洲的崛起很大一部分归功于那些能够进入大西洋与新世界、非洲和亚洲进行贸易的国家的发展。大西洋贸易除了直接影响欧洲经济增长外,也引发了其制度变迁。在那些初始制度对王权施加了更多约束的国家中,大西洋贸易强化了商人集团的权力,推动了他们变迁制度从而更好地对私人财产权实施保护。这种变迁对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大楼还是大师
  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对于一个大学最重要的,是物质资本还是人才,似乎并不能简单地下结论。一流科研人才的重要性自不必讲,但是拥有一流的研究设备、充足的科研基金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拥有一流科研条件的院校往往更能吸引到一流的科研人才,而一流的科研人才也会争取到更多的科研基金,独立地研究人才对科研的影响,或者物质资本对科研的影响越来越困难。Waldinger发表的Bombs,Brains,andScience:TheRoleofHumanandPhysicalCapitalfortheCreationofScientificKnowledge(直译为《炸弹,大脑和科学:人力和物质资本在创造科学知识方面的作用》),运用自然实验的方法,分析20世纪德国、奥地利大学数学、物理和化学学科的相关数据,对科研活动中人才与物质资本各自所起的作用做作出了回答。
  作者搜集了1926至1980年间德国与奥地利两国35所高校的105个系所在ISIWebofScience(全球最大、覆盖学科最多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收录超过8700种核心学术期刊)的年论文发表数量。论文发表数量在经过一定处理后用来衡量科研产出。最终,作者得到了1926、1940、1950、1961、1970、1980年六年的数据,并基于以下事实设计了自然实验。
  1933年4月起,纳粹政府开始驱逐境内公务员系统中的犹太裔人员和政治不可靠者,这项政策迅速波及全德的高等教育体系,并造成教员离职和提前退休的高潮。1938年,驱逐政策扩展至奥地利。1933至1940年间,超过1000名科研人员遭纳粹政府驱逐,德国在物理、化学和数学领域分别失去了15%、14.1%和18.7%的研究者,并且大多数流亡学者是其专业领域的佼佼者。
  另一方面,1939年起,英国空军就开始了对德军事目标的空袭行动,对德国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诸多行业带来极大的物质资本损毁。1939至1945年间,约135万吨炸弹被投掷到德国本土,许多大学的科研设备、重要手稿等也都遭到焚毁,K7娱乐场开户网址http://www.0771365.com。战后大学建筑的修复重建,由于资金、工匠、建筑材料的短缺和德国城市的普遍受损而被搁置。大多数的学校被迫征募学生义务清理废墟,帮助重建。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期,大部分学校才完成重建。
  相比于1926年,1940年的论文发表主要受到人才流失的冲击,1950年的论文发表则受到了人才流失和物质资本损毁的双重影响。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作者就可以在数据上将这人才流失与物质资本损毁的影响区别开来独立研究,再结合1961、1970、1980年的数据,还可以分析两种影响的持续性。
  如果说“大西洋贸易与欧洲经济增长”中的自然实验是横向对照实验的话,那么在这一研究中的自然实验则是一个纵向对照实验,根据相同样本在不同时间阶段受到的外生冲击不同对数据进行分组。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短期中人力资本损失造成的论文发表减少四倍于物质资本损毁的冲击,高水平研究人员的流失对论文发表的负面影响更大。科研人员流失对论文发表存在显著的长期负影响,直到1980年左右才消失;而物质资本损毁虽然也会对论文发表产生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持续时间较短,亚洲权威博彩公司http://www.ysmwx.com,在1950年以后就消失了。
  二战时期德国及奥地利大学的经历表明,相比于物质资本,人才是科学知识创新中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个结论在更广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内仍具有合理性。
  清代“改土归流”的经验
  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一直是社会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思考的重要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发展是历代政策制定者的美好愿望。而正确地评价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效果,则成为社会科学家的重要任务,也是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基础。量化历史学家又一次运用自然实验的方法,分析了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的治理效果。“改土归流”是一场始于明中后期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方式改革,其内容是将“吐司制”改为“流官制”。“吐司制”始于元朝,是少数民族地区一种独特的治理方式,实行“土司制”地区的行政官员并不由科举选拔,而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当地有威望的民族首领。而这些行政官员的职位往往是世袭的,因此又被称为“土司”或者“土官”。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间接管治,其弱点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显现,比如土司在行政上与中央并不能保持完全一致、土司会限制辖区内人民自由,同时土司之间为争夺利益时有冲突发生。而“流官制”则是通过任命“流官”的方式,“流官”的任用方式与普通地方官相似,这样就将西南边疆地区纳入了郡县制,千里马时时彩计划手机http://m.dongxishanghui.com/,实现了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直接管治。
  李楠与林友宏发表的《管治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基于清代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历史经验的考察》一文中,系统地研究了“改土归流”的效果,并利用自然实验的方法分析了“改土归流”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清代“改土归流”的政策实施有一条自然界线澜沧江。在清朝初年,澜沧江中下游两岸分布着车里、孟琏、孟腊、者乐甸等诸多土司。而清朝在实施“改土归流”政策时,基本遵循了“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原则,在澜沧江以东的“江内”区域,取消土司设立流官,在普洱、威远、思茅、他?、攸乐等处建立了郡县统治,而在澜沧江以西的“江外”区域,则基本保留了“土司制”。这样,澜沧江中下游两岸就形成了一组自然实验,一江之隔的两地无论从文化习俗、地理位置、自然禀赋上都非常相似,作者通过对比两岸的长期经济发展,来分析“改土归流”这一政策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之后,发现“改土归流”的确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长期的正面影响。
  之所以“改土归流”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正面影响,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是“改土归流”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稳定以及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因此出现了很多从内地向西南地区的移民;二是相比土司,流官能够更好地为当地老百姓服务,例如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兴修水利仓储、完善当地教育的责任。
  结语
  掌握自然实验的思路以及相应的统计分析方法是较为简单的,困难的是去发现自然实验,以及将自然实验与自己的研究方向结合起来,得出有益人类知识创造的成果。量化历史学者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如果缺乏智慧,是很难将空袭、对犹太人的驱逐这些政治事件与知识创造的相关研究联系起来的。勤奋刻苦的努力也是不能缺少的,因为历史记录条件的限制,很多数据都需要从档案馆的纸质资料里一点点抄录下来。当然,不可否认,自然实验的发现也需要不错的运气,如果西南地区没有澜沧江,或许就找不到自然实验去分析“改土归流”政策的长期影响。
  (文章有删改,作者为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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